谁让带菌食品上了百姓的餐桌
导读：在卫生部去年敲定的乳业新国标中，原奶细菌数允许最大值为每毫升200万个，被炮轰为全球最差标准。而今，类似情况有摆在了消费者面前，在即将实施的速冻食品新国标中，放宽了对病菌的检测标准。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？究竟是谁在主导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？
谁在主导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制订？
2010年9月通过的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卫生部负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(修)订工作。卫生部组织成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，负责审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。
从这个审评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来看，目前担任副秘书长以上领导职务的14人当中，9人来自卫生部及其下属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3人来自农业部及中国农业科学院，还有1人来自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，1人来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。
一个食品安全标准的出台要经历哪些环节？
标准起草单位最终没有公布
“三聚氰胺事件”爆发后，重新制订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成为共识。2008年12月，卫生部牵头，会同农业部、国家标准委、工信部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、药监局等部门，以及中国疾控中心、轻工业联合会、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、中国奶业协会等单位，成立了协调小组，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整合完善。
协调小组各部门推荐了近70名专家组成专家组，组长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食品与营养所副所长王竹天担任。
王竹天在2010年4月的《中国食品卫生杂志》上介绍，协调小组负责议定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，专家组负责提出乳品安全标准，此外还设立了秘书处，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。据介绍，在此期间，近600人次参加了各工作组、起草组以及专家组的研究与讨论。
2010年2月，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召开各分委员会会议，审查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。经主任会议审议，通过了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。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于3月26日由卫生部批准公布。
曾寿瀛，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，先后四次参加上述标准的讨论会。根据他的回忆：“前几次参会人数都接近百人，相关部委、奶协、知名乳品企业、高校和研究机构都有代表参加。”
对于参会代表的比例，三次参加讨论的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、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魏荣禄有些看法：“1/3参会代表来自外资企业。”
至于具体的起草单位和个人，在2010年公布的生乳、灭菌乳等乳品标准及政府公告中，并没有具体介绍。而2005年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发布的巴氏杀菌、灭菌乳卫生标准，前言部分公开了该标准起草单位为南京、天津、南宁等9个地方卫生防疫站，主要起草人为唐世树等9人。
两项关键标准最后一刻翻盘
回忆起乳品新国标的制订过程，魏荣禄颇有些遗憾：“我至今也没有明白，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，其中一些关键性标准，最后为什么会被推翻？”
与魏荣禄同样困惑的，还有和牛奶打交道近60年的曾寿瀛。据曾寿瀛介绍，他上世纪50年代从南京农学院毕业进入南京乳肉管理所工作，后来从南京疾控中心退休。
1962年，曾寿瀛开始参与牛奶标准的制订。在以往标准制订中，曾寿瀛曾任卫生部全国乳与乳制品定标组副组长。
2009年5月，曾寿瀛开始介入乳品新标准制订，“内部待议稿上显示，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，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，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。”
他说，“乳品新国标出台始末，我不是所有环节都很了解。我仅仅是参与了中后期的几次会议。前期是企业起草待议稿，最后阶段是如何操作，送审稿关键性标准为何翻盘，我不太清楚。”
上述专家所说的“关键性标准”，即后来公众广为关注的菌落总数、蛋白质含量。
2009年8月19日，魏荣禄最后一次参加乳品标准讨论会议，“会议规模仅十几人，时任卫生部监督局副局长的苏志代表部领导听取意见，王竹天主持会议，曾寿瀛、顾佳升(原上海奶业协会副秘书长)等专家都参加了。这次会议，我没有看到企业的代表。”
就在这次会议上，在几位奶业专家的力主下，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、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.95克的标准达成一致意见，形成最终送审稿。此后，曾、魏、顾三人就没有再介入乳品订标工作。
可是，2010年3月正式公布的方案，菌落放宽到200万个，蛋白质降低到2.8克。至于送审稿在哪个环节发生改动，为什么改动，魏荣禄和曾寿瀛表示他们不清楚。
乳品新国标公布后，遭到媒体和公众炮轰：“中国乳品标准创全球最差标准，标准制订被大企业所绑架。”
采访中，多名曾经参与标准制订讨论会的奶业专家选择不再表态：“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。”“说了有什么用？”这是他们给记者的答复。
有关专家呼吁公开会议纪要
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争议，乳品绝非唯一。
前不久，思念、三全、湾仔码头三大饺子品牌均被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。随后，速冻面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布，允许存在金黄色葡萄球菌。消费者一时蒙了：又一个标准倒退了？
卫生部出面解释，标准制订过程中，多次召开研讨会，广泛听取各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、企业意见，并在卫生部网站公开征求意见。
类似的解释，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也有。该标准曾先后“召开工作会议20余次，草案公开征求意见60天，同时向世贸组织通报。其间，共收到国内外反馈意见2000余条。”
但是，权威部门的解释，似乎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一些专家和公众的疑惑。
对最后为何推翻生乳菌落50万个、蛋白质2.95克的标准，魏荣禄曾经托人打听。“据说是各部委协调的结果，怎么协调我们也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一位参与乳品新国标讨论会、不愿公开姓名的专家表示，卫生部当时有会议纪要，包括谁参加了会议，会上谁提出什么意见，如何辩论，整个过程一目了然。
“如果组织方愿意公开这些资料，展示终审稿某些结论被推翻的理由，只要能让大家信服，质疑的声音就没这么大。”上述专家说。
“过程更加民主、透明，是解除公众疑虑的一个重要途径。”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说。
他同时指出，“公开透明也不是万能的，公众情绪并非完全理性。如果在讨论过程中，有专家提出某指标有害，但是经过大量的论证、调研证明其实是无妨的，最后标准采用了相对科学的意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整个过程都透明了，公众有可能还是会有所质疑：为什么不采用那个专家的意见，为什么不采取更严格的标准？”
谁让带菌食品上了百姓的餐桌
应松年强调，本行业的专家是懂行的，整个订标过程至少应该对专家全透明。他们信服了，就不会产生反对的意见领袖，这样新标准执行将更加顺利。如果决策和专家的意见有大分歧，应该重新召开论证会，避免“暗箱操作”之嫌。